来源：第一财经
记者
施歌
“大白”是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居民对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的一种称呼。他们可能是医护、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、警察，也有可能是专业从事消杀工作的人员，或者为补充人力而向社会招募的“特保”。
对于上海市民来说，在经历这轮大规模疫情前，“大白”的现身是小区出现异常的“信号”，但在经历了这一轮的长时间封控后，人们对“大白”的认知起了变化。在3月28日上海宣布按照以黄浦江为界，压茬封控、居民“足不出户”后，维持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工作，比如做核酸、取物资、扔垃圾等，全部都要依赖于“大白”才能完成。
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“大白”运送云南捐赠的物资。
图片来源：施歌
脱下防护服，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。我们在上海寻找到几位不同岗位的“大白”，有主动报名前往方舱工作的牙科医生，有从其他公司抽调而来、负责看守楼道的“特保”，有在小区内组织起近名志愿者团队的普通居民，还有在乡村锻炼的选调生。
通过他们的讲述，我们能了解不同类型“大白”的工作职责，他们的故事，也记录着城市抗疫的点滴。
#方舱中的医护
从牙科大夫变成“全科赤脚医生”
黄正蔚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医院牙周科医生，3月中旬，他自发报名了前往方舱的医疗工作。
与日常接诊不同，方舱医生的工作，主要是观察病人病情的轻重程度，如果有加重的趋势，就医院治疗。一些有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，是医生的重点观察对象。
黄正蔚先后在世医院工作。他和同事们最大的感受是，“在方舱里不知道今天星期几。”医护的工作按照当天的排班来，每天早晨舱内会先开一个例会，由负责人介绍当天舱内的整体情况，如哪个病床的病人需要特别留意下。
医生有两种不同的班次，一种是“入舱”的班，也就是穿上防护服，到方舱里巡一圈，与患者聊聊天。防护服的最佳防护时间为4小时，这也决定了医护应当4个小时更替一个班次。但因为方舱人手紧，一个“入舱”班次的时间通常为6个小时。据黄正蔚介绍，方舱内部会划分病区，一个病区一百人左右，每走完一个病区，就要一个多小时，世博方舱一圈走完，差不多就是一个班次的时间。
黄正蔚和同事们将这个班次的工作称之为“扫楼”，与病人多交流、疏导他们的心理压力是“扫楼”的重点。厚重的防护服不透气、场馆又大，巡视及和病人交流其实非常消耗体力。黄正蔚说，网上流传的“阳性患者扶助医护人员”的故事，就发生在世博方舱。
另一种班次则为场外的医疗值班，主要起后方支援作用，负责调拨药物、转诊等，一旦舱内医生发现某些病人有特殊情况，场外大白就要来协调相关工作。这个班次每次12个小时，早晚轮班。
方舱内部，医护病患比大约为1：5。黄正蔚说，护士的工作要更辛苦一些，他们要守在定点的“站位”上，还要承担给病人发饭、发药、测体温、核酸采样，甚至保洁的工作。
黄正蔚进入方舱之后，才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凶猛，和病患聊天时他得知，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，可能只是出门买个菜就“阳了”。面对每天新收治的病人，黄正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。
但他也学会了“苦中作乐”，方舱内的工作对不同科室出身的医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“拿纸笔、拿个步话机和病人聊聊天，可能还要随身带个扳手去修修东西。”病人提出的问题有时候也超出了他们的医学知识范畴。所以医生下班后，也经常聚在一起开展业务学习，黄正蔚和同事们开玩笑说，现在就要像“赤脚医生”一样拼命吸收新知识。
因为人手不够，从进舱起黄正蔚和同事们就贴了志愿者招募的广告，很多病人也主动愿意帮助医护人员，维持核酸采样秩序、打扫卫生，甚至维修床等场馆设施、维护电脑网络。最早一次核酸采样时，黄正蔚所在的方舱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。他们觉得效率太低了，就和志愿者一起开会、商量、安排流程，第二次采样只花了3个小时。
“除了医护，病患也是维持方舱运转的骨干。”黄正蔚说。
#特保
脱下防护服，最想出去吃碗面
安明星是一位“特保大白”。他原本在上海市杨浦区住建局下的分包公司从事工程测量的工作。3月15日，他接到公司通知，要临时调往杨浦区所辖街道支持防疫工作。从那天起，他和另外10名同事变成了“特保大白”，工作职责是“看守楼道”——在有确诊患者的楼栋下守着，不允许本栋楼里的居民出入。
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他的住处变成了杨浦区不同街道、不同楼栋门口的帐篷。他看到了街道之间发放物资的区别，感受到了社区里的人情冷暖。
害怕——这是他的第一反应，第一次穿防护服时，安明星的心里非常胆怯，生活从一切如常变成与阳性楼栋捆绑在一起。一直到做了几天之后，看到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，他自己也想开了。
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看守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政通路上一个小区的“小阳楼”，那会儿政策是“7+7”，第一个7天严格居家，第二个7天实行社区健康管理，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守了7天，看着居民不让他们出楼栋，帮他们把外卖和快递从小区门口拿进来。这栋楼解封后，他还去了杨浦区内万达广场周边小区、复旦大学家属区、同济大学附近等地方，基本上把杨浦区街道都守了个遍。
安明星在浦西封控期间拍摄的杨浦区街景。
图片来源：安明星
安明星没想到一出来就是一个多月，当时什么都没收拾，穿了件衣服就出来了，还以为中途可以回小区拿。但刚出去的那天晚上，他自己住的小区也封了，回不去，洗漱用品都是在还营业的小店买的。他也后悔没多带点东西出来。
4月开始，街道陆续给居民发放物资，安明星和同事要帮助卸货、搬运。在安明星感觉中，条件好一点的街道，物资更多、更好，有菜、有肉、有牛奶，还有国外援助的物资，发给“大白”伙食也好。但有的街道却连帐篷都没有，只有个小板凳给“大白”坐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安明星观察，不同街道居委会的负责程度有很大不同，有的居委会是积极响应封控楼里居民的要求，拿外卖、配药，能解决的都尽力帮着解决。有几个居委会连电话都打不通，什么事都不管，就连给居民发抗原都不愿意去。“可能是怕进到封控楼里不小心被感染吧。”安明星猜想。
“特保”并不算社区工作人员，但经常要和居民打交道，安明星曾遇到过不少烦心事，比如年轻人憋久了硬要闯出去，遭到拒绝后就说“特保”都是外地人、不如回家种地。但大多数人都很理解“特保”，也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，中间有几天下雨，还有大姐来给他们送暖水袋、零食，这让他们觉得很暖心。
安明星封控期间在复旦大学南区学生宿舍附近遇到的运送物资的“大白”。
图片来源：安明星
参与到“一线”工作的安明星，比很多人更直接地面对了疫情期间特殊人群的困境。安明星曾遇到过一户人家，保姆阳性被转运了，家里只剩下老奶奶和瘫痪的老爷爷，老人家自己做不了饭，相当于保姆一走，这个家里的“生命线”就断了。楼里其他居民觉得两个老人都是密接，让居委会把他们转移到方舱，但方舱不收。居民们不同意，一定要居委会把老人转走，最后没办法只能打。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只有司机一个人，老爷爷在床上隔离衣都穿不了，就叫安明星上去帮忙。救护车在下面等了40分钟，他才把老爷爷推下来。
哪怕已经穿上了“大白”，安明星在面对作为密接的老爷爷时仍然感到一点害怕。后来他每隔半小时做一次抗原，一直是阴性的才放心。
安明星在杨浦“漂”了一个多月，虽然吃住都不太方便，但他比封控的居民要稍微“自由”一点，有时候他能骑个小黄车，去邻近的地方拿物资、喘口气。作为陕西人，安明星计划等疫情稳定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碗面，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
#志愿者
让信息更透明，让社区更有序
当有越来越多的小区处于“非常态”的封控中后，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：居委会人手不够了。通常来说，一个居委会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，而基临的工作却是非常繁重的：组织核酸检测、转运阳性感染者、发放抗原及物资、清理垃圾、帮居民配药……
志愿者运送对接的物资。
图片来源：冯健
社区志愿者成为了居委会人力的补充，在众多小区里，诸如“楼长”等角色的志愿者承担起了相对简单却更加琐碎的消息通知，例如居委会大群里宣布第二天要做核酸或者抗原检测，“楼长”就将消息转发至楼栋所在群，方便居民知晓。
而一些社区内更有经验的居民，将零散的志愿力量发展成了更有体系和组织的志愿者团队。
冯健家住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。3月3日，他所在的小区内一所幼儿园因为出现密切接触者而封闭，全小区多人第一次面临全员核酸检测。当时，冯健和几位邻居就发现，居委会和物业加起来只有十多个人，人手远远不够，而核酸检测既要做到每家每户通知到位，也要在检测时规划好路线、维持秩序，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。
当天，在公司有过公益活动组织经验的冯健，就与业主群里的邻居们建起一个志愿者小团队，并向社区内居民发起招募。三天之内，他们就组建出一支余人的志愿者队伍。
志愿者团队与居委会的工作形成了配合与补充，在环节上也紧密协调。如志愿者所穿的防护服，就是由志愿者团队向居委会核定数量，由居委会向社区申请。居委会收到在社区内做核酸集体采样的通知后，也会联系志愿者团队，提前布点、制定维持秩序的计划。
志愿者有一定的入选门槛——45岁以下，有一定工作经验，这是基于冯健对当下志愿者工作难度的理解：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率较低，在管理庞大的社区时会存在一定困难。所以在原有“楼长”的基础上，志愿者团队还设置了更加年轻的“副楼长”角色。志愿者团队还根据报名者的工作性质不同，分配了不同的工作。如有物资或者货运资源的，会负责相关企业的对接，有财务经验的，会负责物资收入及发放统计。在小区封闭管理一个月后，他们还为闵行区梅陇镇社区对接了口罩、防护服等物资。
在志愿者团队工作中，对小区内特殊人群的关照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重点。冯健和其他几位志愿者摸排了小区内的独居老人，会专门为老人送物资。还有很多暖心时刻——如小区内的孩子要过生日，志愿者会组织居民在阳台上唱生日歌，在业主群里为孩子送祝福。
冯健所在小区志愿者为老人送牛奶。
图片来源：冯健
志愿者团队力求做到信息更加公开化。例如频繁的抗原和核酸后，“楼长”会在群里公布进展。3月3日封闭以来，冯健所在的小区只出现过1例阳性病例。
冯健介绍，志愿者团队和居委会也经历了一定的磨合。志愿者属于民间力量，他们会与居委会商定，居委会是“最后一道保障”，起到兜底的作用。比如说在接收的物资和物资的准入等都需要由居委会来核定。“让志愿者也能当得很放心。”冯健说。
#基层公务人员
用“代码”解决村里的麻烦
吴佳是年毕业的上海市选调生，去年年底，她被调至一个村委会“下基层”挂职锻炼。3月中旬，村里出现了第一例阳性感染者，吴佳的主要工作变成了防疫。
吴佳和同事既要穿上“大白”执行核酸和抗原检测工作，还要在“抓阳”时争抢基层稀缺的医疗资源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一个村子早晨完成了核酸检测，晚上10点工作人员会接到“抓阳”的通知，也就是要从混管采样异常的居民中，找出阳性感染者。拿到阳性名单后，吴佳要到镇里指定的社区卫生中心接医生到村里上门单采，因为医生有限，各个村都要抢，“每次去接医生就跟去抢菜一样。”吴佳说。
在吴佳的工作群里，通常用“羊”的emoji来代替阳性感染者，发现感染者叫“捉羊”，转运则叫“迁羊”，阳性却没来得及转运的叫“老羊”，新检测出的感染者则叫“新羊”……
从“捉”到“迁”的过程中，吴佳处理过很多麻烦事，比如说上级疾控单位迟迟不下发转运名单，阳性病例不肯被接走但同村的村民向村委会施压，一定要将感染者转运……吴佳很想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，但村委会没有能力安置感染者和密接、没有医疗队和车辆，这让她也觉得很无奈。后来同事们想了办法，一旦出现阳性病例，就先给他们送一些消杀物品，给这户贴上封条封控起来，再送一些连花清瘟胶囊，相当于“先稳住再说”。
这段时间里，她还要保障村民和外来租户的物资和配药需求。村里老人很多，大都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基础疾病，吴佳要每天整理他们的身份证号和药品名单信息，在统一的时间上报给社区卫生中心，当日再取回并发给村民。最近她在小红书上的搜索词条，全都是药品的名字，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是常态。
吴佳所在的村，老年人口比重大，智能手机普及率和使用能力较低，而且很多老人不与子女同住，不会使用“健康云”小程序生成核酸码，这种情况在基层非常普遍。
我们采访的另外一位选调生，目前在奉贤区奉城镇八字村挂职锻炼的郑贤文介绍，以人为实有人口的农村为例，假设有5名村干部进行录入操作，每人平均1分钟能完成一次检测登记和截图打印，那么理想状态下要花分钟，也就是3.3小时。而每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就要重复操作一次。
郑贤文配合八字村的采样工作。
图片来源：郑贤文
有过产品经理实习经验的郑贤文，和另一位程序员背景的选调生，在一款开源软件的基础上，开发了“按键精灵”系统，能够自动读取村民信息表格中的字段，实现登记页面上的信息填写和 吴佳觉得，她所在的村委会工作人员以“80后”为主，相对年轻，如果村委会人员年纪稍大一些，工作会更难开展。“年轻人的力量真的很重要。”吴佳说。
八字村的选调生在操作批量生成 在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《超能陆战队》中，一直守护主人公的充气型智能机器人Baymax就被翻译为“大白”。疫情中的许多“大白”可能也是这样，他们身着穿脱复杂、要求严格的防护服，在特殊时期一起维护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。脱下防护服，他们还是牙科医生、公司员工、基层的年轻人，疫情之后，他们也有很多本职工作。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吴佳为化名）
*注：文中冯健为第一财经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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